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上，住宁全国政协委员王春秀、刘建国立足民生发展实际，围绕规范婚姻中介服务发展、健全离异家庭未成年人探望权保障机制、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建言。

　　规范婚介服务 守护美好良缘

　　“当前，婚姻中介机构已成为适婚群体婚恋匹配的重要渠道，在对接婚恋需求、搭建交友桥梁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，但行业发展中的诸多不规范问题日益凸显，不仅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，造成财产与精神双重损失，还扰乱了婚恋服务市场秩序，成为制约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阻碍。”王春秀委员呼吁，从国家层面加快完善专项监管制度，以法治化手段补齐行业监管短板，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。

　　结合调研实际，王春秀委员表示，部分大型婚介机构采取“高额预收+长期服务”的经营模式，消费者需提前支付一大笔费用。一旦机构经营不善或恶意闭店，消费者面临维权困难，资金难以追回。一些婚介平台通过虚构优质会员资源等手段吸引用户签约，实际服务质量与宣传严重不符，并利用信息不对称，在服务合同中设置不合理的格式条款，如在退费时援引“恋爱即自动终止合同”“高额违约金”等条款拒绝退款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关于格式条款中公平原则的规定，但因消费者维权面临成本高、举证难等障碍，导致维权困难。

　　“有不法分子利用婚恋平台伪装身份，通过建立信任关系后诱导用户参与投资、刷单等诈骗活动，造成受害人重大财产损失。此类‘杀猪盘’式诈骗利用受害者的情感需求与逐利心理，形成固定作案模式，事后追赃挽损难度极大。”王春秀委员说。

　　在王春秀委员看来，婚姻中介服务领域的种种乱象，背后折射出当前相关法律监管的空白与不足，国家层面缺乏针对婚姻中介服务的专项法规，服务质量标准缺位，对于婚介机构在会员身份、婚姻状况等信息审核方面的法律责任界定不清，多部门监管缺乏常态化联合机制，未能形成全链条闭环管理。

　　对此，王春秀委员呼吁，尽快研究制定《婚姻中介服务管理条例》，严格机构准入条件，设定从业机构应具备的从业要求与设施标准；明确监管范围，将线下婚介门店与互联网婚恋平台统一纳入监管范围，实现全覆盖管理；细化服务规范，对机构在信息审核、服务流程、合同内容、退费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规范；强化法律责任，对诱导贷款、卷款跑路等行为设定明确罚则，并建立行业信用评价与公示机制，提升法律威慑力与监管实效。

　　建立机制保障探望权执行让爱不再缺席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离婚数量的增加，离异家庭中未成年人探望权的保障问题日益凸显，逐渐成为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民生议题。刘建国委员呼吁，建立离异家庭未成年人探望权执行保障与纠纷调解机制。

　　“在离异家庭中，探望权不仅是父母一方的法定权利，更是未成年人获得持续亲子关爱、促进人格健全发展的重要保障。”刘建国委员表示，当前探望权长期面临“执行难”“协调难”等困境，一方面，直接抚养方不配合、探望方式不明确、异地探望成本高等现实障碍屡见不鲜；另一方面，纠纷调解机制不畅、司法执行手段有限等问题，进一步激化了离异双方矛盾，容易使未成年人陷入情感拉扯与心理压力之中，对其身心发展造成长期且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刘建国委员建议，构建多元协同的综合治理体系，推动民政、妇联、社区、学校等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，对离异家庭中未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与动态评估。通过设立社区“家庭关系服务站”、学校心理辅导员介入等方式，及早识别并疏导子女因父母离异产生的心理压力。推动法院与民政、妇联、社区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，针对存在探望权纠纷的案件，在审判、执行阶段，通过多单位联动机制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、心理干预、释法说理等多种措施相结合的方式，加强当事人沟通、化解当事人对立情绪、帮助当事人正确行使探望权，从执源治理角度破解探望权执行难问题。

　　“探望权的实现涉及情感与人身关系，法院若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手段，既担心该类强制措施会加剧双方对立激化矛盾、伤害未成年人心理，又缺乏柔性执行工具。实践中部分案件陷入‘一执就僵、不执则废’的困境。”刘建国委员建议，制定具有操作性的探望权案件审理与执行指引，对探望权审判执行作出更细化的规定，构建“柔性引导+刚性约束”的双轨机制。一方面，通过诉前调解、判后疏导等方式，从源头化解纠纷；另一方面，对于具有抢夺藏匿子女、恶意阻挠探望等情节严重的行为，依法采取失信惩戒、罚款、拘留等措施，并在符合“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”法定情形时，评估变更抚养关系的可行性，切实保障探望权落地。 （记者 纳紫璇）